作为台风暴雨灾害多发的温州，日前开始实施“万户避险”移民安置工程，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全市293个地质灾害点17000余人的避险移民安置工作（9月24日《都市快报》）。
    “惹不起还躲得起。”面对自然灾害的频频来袭，务实的温州人来了个“走为上计”，这项宏大的“万户避险”计划承载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值得我们每个人脱帽致敬。但移民安置的“躲得起”，并不是每一个遭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地区都能承受得起的，那需要雄厚的公共财政的托盘。就是将人迁到异地安置，也不敢说一劳永逸，正如温州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官员所言：“地质灾害具有不确定性，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做出准确预测。”更何况，不是所有的灾害（比如地震、洪水、雷雹、火灾、空难、矿难等等）说躲就能躲得过去的。因此，有条件实行移民安置、避开已知的危地险境固然是好，但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防灾应急预案，仍是当前防灾减灾工作现实可取的选择路径。而着力提高民众整体的防灾避险素质，更是确保这项工作有序推进的内驱力。
    制定防灾应急预案是政府的事权，自不必多言，但具体实施起来却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互动。今年先后4次遭遇台风袭击的浙江省，每一次都能迅速组织动员百万之众的大转移，从而把风灾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无不都是这种良性互动的精彩之笔。防灾抗灾决不是政府一家的事。在摧城掠寨的灾害面前，在防灾抗灾的关键时刻，政府和民众之间不存在谁主动谁被动的问题，只有角色分工不同，没有先后主次之分，需要的只是上下一心、官民合力。没有民众的广泛、积极参与，再周详完备的应急预案也筑不成挡风墙、防浪堤；何况百密终有一疏，再精心编制的应急预案也难免有考虑不周的细节、覆盖不到的角落，因此他救莫如自救。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每一个国民都是防灾抗灾的责任主体，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一味等靠政府救助、当为不为，放弃的岂止是对社会的责任，也还有我们自己极其宝贵的逃生机会。对于个体的生存来说，民间智慧对官方意志的补缀作用有时甚至还是决定性的。
    据新华社报道，在印度洋海啸袭向泰国普吉岛前，一名叫蒂莉、年仅11岁的英国女孩利用课堂上学来的地理知识，预测出海啸将至，她立即让父母提前发出警报疏散了海滩上的游客，从而挽救了100多名游客的生命。没有谁来组织动员，一个小姑娘却能作出如此机警的反应力挽狂澜于既倒，她的全部能量就来自于她的知识储备。与这个智勇的外国小姑娘相比，我们的一些国人就有些无知得掉份子了。且看：今年9月9日台风“卡努”袭来之际，温岭的一条渔船竟不顾有关部门就近避风的警告，擅自脱离编队航行，途中遭遇狂风巨浪，差点酿成船翻人亡的悲剧，为此该船及船主受到了海洋渔业执法部门的重罚（9月22日《浙江法制报》）。还有，每次台风登陆在即，总有那么少数人不听苦劝，恋家恋到死活不肯撤离险境。灾害并不可怕，国民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自护意识的缺失才真正可怕。在一定程度上，科盲、法盲们的冒险举动也在无形抵消着政府为防灾抗灾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生命里留了许多罅隙，从中送来了死之忧郁的音乐。”要想避免“死之音乐”的袭扰，最好的办法是用科普知识做“密封圈”塞住生命中的“罅隙”。这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公民的义务。虽然从政府这头来说，我们防范应对灾害的能力乃至基础设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些方面甚至已“超英赶美”，但就国民的防灾素质来说，我们应当虚心地承认与别人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在英美，从小学开始就开设安全课，每年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开展各类灾害的逃生演习，蒂莉之所以能够从海啸中救下百人，最根本的原因是素质教育播下的因子起到了作用。而在我们这儿，除了一些要么临时抱佛脚、要么亡羊补牢式的零散的逃生演习，国民防灾安全教育基本付之阙如。“祸不入慎家。”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像重视防灾应急预案那样，重视构筑“不应急”但更长效的国民防灾教育体系。优秀的国民素质体现着一国防灾抗灾的“软实力”，这种法律、道德、文明、科学、知识、技能的“结晶体”是金钱买不来的，但却关系着民族的生存和危亡。我以为，同样有必要将那些身处蒙昧洼地的国民“迁移”出来，“安置”到智慧高地。与其让要命的灾难来教训，不如让救命的知识来教育。